比血案更血腥的是“执行公务”

    天门市的魏文华先生，路过城管与村民冲突现场，只因下车用手机拍摄当时情景，就被城管队员当场打死。这一血案，引发了新一轮对城管组织、城管制度的舆论声讨。

    公众对近年频频见诸于传媒的城管暴行记忆犹新，而公开报道的只是城管暴行中的一小部分，实际生活中还有许多城管暴行没有曝光。城管造成了血案而被隐瞒、被“摆平”的实例，在我的生活见闻中就有几个。

    也就是说，城管的无道及恶果，实际上比舆论反映出来的严重得多。城管和政府方面根本没有理由抱怨媒体、记者“妖魔化”城管。实情是，如果媒体和公众的话语权不被剥夺和压抑的话，城管的“妖魔形象”会更真实，但尔后这个“妖魔”的“妖术”则势必被遏制，其罪错也将大大减轻，甚至大有希望“由鬼变成人”，变成有益于社会的正常组织、正常人。

    在海量的评论中，人们除了谴责个人之恶，也注意到令城管队员蛮横与残暴的制度原因，指出政策和执政思路上的问题。的确，城管队伍早有很多血的教训，有很多政治上、经济上的挫折，足以警戒、教育员工，也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及对社会的庄严承诺等等“可靠保障”。但是“血的教训”和种种纪律、规章、宣言，都无法让城管不施暴，都不能让他们文明起来。

    这就需要考量根本。问题是：这个组织一开始就没打算建立一支“文员队伍”，它压根就是为加强暴力而设立，体现“暴力管理”的思路的。因此，在人员聘用、设备配置、外表形象、组织编制、行为方式等各方面，无不表现出“武装力量”的格调。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”，这个刻意带上“法警”含义的名称，更是透露了决策心术的玄机。这就难怪许多城管队员在内心以“打手”身份自认，怪不得公众说他们是“官家打手”。

    这支“武装部队”没有大部分正规军的风度。战争的双方是顾忌日内瓦公约的，而城管不懂得“优待俘虏”。即便“执法对象”的手中本来就没有武器，即便这些人告饶、哭诉、求情、甚至下跪，“文明之师”也不会心慈手软。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、“学雷锋标兵”、“十大标兵”、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先生，平时是个人物了，他遭到暴打后为保命喊过“我投降”，然而城管还是不住手。战斗中，敌人说投降可以保命，在和平时期、和平地区，没打算交手也没带武器的平民，却喊着“我投降”死去了。

   要求城管对待“人民”像战时的士兵对待俘虏那样，能做到吗？看这样的事实，这个要求可能是太高了。

   城管平时面对的，多是社会底层的弱者；城管人员多是来自底层，就是进入城管机构，按政治、经济地位论也不属于强者。一点强势和仗势，全部来自“执法授权”，只是在面对更弱者时候才展现。“执法”和被执法的两部分人，都是脆弱的，容易受刺激的，因脆弱而激动而暴力而血腥，这里的确有来自个人的因素。一方因生计被阻容易铤而走险，另一方的城管行为，从根子上说也是出于生计的需要，不过他们的暴力的谋生手段，和国家的“理由”、国家的授权结合在一起了。这种理由和授权，漠视那些弱者的生路和权益，同时为国家暴力扩容，鼓励暴力行政。

    黑社会团伙因酿成血案而覆灭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；城管不会因频频酿成血案而覆灭，只因城管不是黑社会，而是“红社会”的一部分。

    公众对城管暴行的“义愤”，其实主要出于恐惧。算经济账、政治账、比较效益帐，比较中外城市文明，城管该不该存在就已经是个值得仔细评估的问题了。加上“生命”和“暴力事件”、“社会心理”这三项再算帐，城管的去留问题如果还不提到研究日程，那似乎很黑、很暴力。